性生活片| 东西问｜何景成：世界文字多字母化，汉字如何守住“象形家园”？
一、性生活片的起源与发展
性生活片作为一种娱乐形式，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过去数十年的艺术历史中。最早的性生活片是以黑白胶片形式出现的，它们通常被视为艺术品和文化瑰宝，受到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和追捧。随着科技和互联网的进步，性生活片逐渐进入了人们的家庭，成为影响我们性观念和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二、 性生活片对个体的影响
1. 性启蒙和性教育
性生活片作为一种性启蒙和性教育的形式，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人们获取性知识和信息的途径。它们可以帮助个体了解性别角色、性技巧和性健康问题等方面的知识，从而提高个体对性的认知水平和性生活质量。
2. 情感满足和促进性压力释放
性生活片通过影像表达了人们对于性的渴望和欲望，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无需付出实际行动的情感满足方式。对于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性需求的个体来说，性生活片可以成为他们宣泄和释放压力的出口。
3. 性观念的塑造和认同感的建立
性生活片可以对观众的性观念产生深远影响，有时甚至能够改变他们的性取向或性偏好。它们可以帮助观众建立对自身性别认同的信心，培养对异性或同性的吸引力，以及接受不同性爱方式的尊重和理解。
三、性生活片对社会的影响
1. 挑战传统道德观念
性生活片的出现和普及引发了社会对道德观念的重新思考和争议。一方面，它们被视为艺术和娱乐形式，并广受欢迎；另一方面，它们也被批评为破坏道德伦理的代表。这种争议不仅存在于个体层面，也存在于社会层面。
2. 性暴力和性侵害的误解与反思
尽管性生活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人们对性的需求，但它们也可能给某些人带来不良影响。有研究表明，性生活片中存在着大量的性暴力和性侵害场景，这可能误导观众对于合意性行为和性暴力之间的界限认知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审慎对待和消费性生活片，并促使制片方和监管机构对于内容进行更多的自我约束和规范。
3. 性自由与性纠纷的冲突
性生活片的普及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性自由和性纠纷的深思。虽然性生活片鼓励人们追求性自由和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但它们也可能给某些人带来矛盾和冲突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在追求个人性自由的同时，也要考虑他人的感受和边界，以确保性关系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。
结尾：
性生活片作为一种特殊的娱乐形式，对个体和社会都具有深远影响。它们既能启蒙和教育人们的性观念，提高性知识水平，也可能挑战传统道德观念，引发一系列争议和反思。在消费性生活片时，我们应该保持审慎、理性和尊重，并努力找到平衡点，既满足个体需求，又确保自己和他人的权益。
性生活片
中新社长春4月19日电 题：世界文字多字母化，汉字如何守住“象形家园”？
——专访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古文字学系系主任何景成
中新社记者 郭佳
文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，世界现行文字有数千种之多，多数具有明显的共同字母源流和走向，而中国汉字却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始终坚守“象形家园”。如何守住？怎样传承？近日，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古文字学系系主任何景成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，从多个维度剖析汉字的源流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中新社记者：古埃及象形文字、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和古汉字，是通常所说的世界三大自源性文字，前两者连同它们所依存的文明一起消亡，汉字却持续使用至今，原因何在？
何景成：这三大独立起源的文字，尽管外形不同，但内在结构神似，它们都用表意符号和表音符号来记录语言。一种文字符号的消失，主要指这种文字不再通行。这既可能是使用该文字的族群被征服后，迫不得已放弃原来使用的文字；也有可能是族群主动放弃原有语言文字，转而学习和使用另一种被认为代表更先进文明的语言文字；还有可能是文字符号自身不便于书写和交流。
古埃及象形文字包括圣书体与世俗体，盛行于古埃及时期(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4世纪)，后来古埃及文明先后被古罗马人和阿拉伯人征服，长期的外族统治使古埃及的语言文字逐渐丧失。
楔形文字由生活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制，通行于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1世纪，该地区原本通行的阿卡德语(使用楔形文字来记录)，后来被阿拉米语、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代替，楔形文字也由此被其他文字符号取代。
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商代文字，出现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，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汉字体系。商代文字是成熟的文字体系，已经能够完整地记录汉语，它应该有更早的来源。近年在山西陶寺遗址发现的陶文样本将汉字体系的源头追溯到距今4000多年前。
汉字体系产生后沿用至今、没有中断，缘于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延绵不绝、生生不息的文明，也缘于汉字符号能够与时俱进、自我革新。汉字全面运用表意、形声、假借、记号等丰富构形方式，能够准确记录汉语；发展经历了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，从线条化演进为笔画化，能够让人便捷地学习和书写。
中新社记者：文字按记录语言的方式，可分为表意文字、表音文字和意音文字等。在这一层面上，字母文字与汉字的差异是什么？它们的生命力主要体现在哪里？
何景成：从性质来看，汉字属于兼用意符和音符的意音文字，字母文字基本属于单纯记音的表音文字(或称“拼音文字”)，这是两者最大的差异。由于性质不同，二者在记录语言方面各有优劣。
汉字是独立起源并持续使用至今的文字体系，其性质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。古汉字记录语言的方式主要有三种：
表意文字，其字形只表示所记录词的意义，如古汉字用跽(jì，意为双膝着地，上身挺直)坐女子形象表示“女”字，优点是可以根据字形直接判断其所代表的词义。然而，语言中有很多词是很难或完全不可能给它们造表意字的，比如汉语中的人称代词“汝”和语气词“其”等。
表音文字，其字形只记录词的语音。自源性文字系统主要借用某个字或者某种事物的图形作为表音符号，来记录跟这个字或这种事物的名称同音或音近的词，中国传统文字学称这一方法为“假借”，如古汉字用“女”字来表示读音与之相近的第二人称“汝”。假借方法的适用性很强，不足是容易造成文字记录语言的不确定性。
意音文字，指兼顾语音和语义而创造的文字。中国人采用在表意字上加注音符，在假借字上加注意符的方法，创造出既能表意又能表音的形声字。如在“其”上加注意符“竹”而成“箕”字，用来表示簸箕之“箕”的本字。形声字大大提高了文字表达语言的准确性，理论上所有文字都可以用这一方法创造出来，如近代以来传入的化学元素用字，基本都是用形声字的方式创造出来。因此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，形声字的占比越来越高。
从起源讲，字母文字是在兼用意符和音符的自源性文字的影响下而形成，属于借源性文字。字母诞生于地中海东岸，周有光先生(被誉为“汉语拼音之父”)描述说，其东北有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，西南有尼罗河的圣书字，是两大古代文化之间的走廊，字母在这里孕育两千年左右，然后诞生。目前见到的确定无疑的最古老字母文字，发现于古代腓尼基比布鲁斯(Byblos)的阿希拉姆墓碑，年代在公元前1100年。
字母文字将语言分析成由辅音和元音组成的最小语音单位音素，给每个音素规定一个记音符号，即字母，这样可以用最少的符号系统写成文字且拼写灵活，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，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字母系统。然而，由于字母是对最小语音单位音素的描写，在记录词语时需要用较多的字母来描述。汉字是对“语素—音节”的记录，所使用的意符、记号字和音符等文字符号虽然较多，但在描述词语时则较为简练高效，同时经过文字简化，每个字的笔画已大大减少。
汉字形声字的音符和字母文字一样，具有记音功能，但两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汉字的音符是借本来既有音又有义的现成文字充当的，可用作音符的字符数量很大，保持了汉字的传承发展。字母文字的字母基本是专职记音的，数量都相当少。在汉字漫长的发展过程中，由于字形、语音、字义等方面的变化，现在有很多意符和音符失去了表意和表音的作用，变成了记号。
中新社记者：在世界文字具有明显的共同字母源流和走向的大背景下，汉字传承发展中面临过哪些危机？又是如何处理的？
何景成：汉字在传承发展中主要遇到过两次大危机。第一次是自身发展中遇到的，第二次是受外部冲击时遇到的。
在战国时期，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，文字的运用越来越广，使用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多，致使文字的形体发生剧烈变化。同一个字在不同诸侯国的写法不同，这样就造成了各诸侯国“文字异形”的现象。这种局面不利于文字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使用。秦始皇统一全国后，为了改变这一局面，推行“书同文”的政策，从字形和字词搭配的用字规范等方面统一汉字，解决了这一次危机。
第二次危机发生在近代。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，清朝没落衰亡，中华民族深受西方列强的侵害与掠夺。关心国家前途、民族发展的进步人士从各个领域探索救国之道，他们认为已有的汉字难以担当起教化民众和促进发展的重任，对汉字作出改革的欲望愈加强烈，在语言文字方面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汉字拼音化运动，激烈者甚至喊出“汉字不灭，中国必亡”的口号。这场汉字改革运动使人们认识到汉字拼音化途径的适用性不高，进而主张汉字简化。1949年后，新中国积极推进汉字改革，产生了简体字和汉语拼音方案这两个重要成果。前者大大提高了汉字书写的便利性，后者推动了汉字拼读的便利化和国际化。
中新社记者：有人说汉字已经停止演变，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？
何景成：汉字形体演变主要经历了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，字形演变的总体趋势是线条化和笔画化。与古文字阶段相比，隶楷阶段的汉字形体发生了很大变化，采用横竖撇捺等笔画来书写汉字。楷书到唐初趋于成熟，成为通用的字体，汉字进入楷书阶段后，字体已趋于平稳，没有大的变化，但字形还在简化。我认为，文字符号的稳定对于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很重要。经过中国政府多年的汉字规范工作，字形简化工作也已经平稳，今后的工作应更多放在汉字的规范使用和科学推广方面。(完)
受访者简介：
何景成，1977年生，现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古文字学系系主任，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。主要研究领域为古文字学，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，出版专著3部，合著2部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，目前担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“周代文字的发展传播与文化意义研究”首席专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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